1. 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2. 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
3. 贫无立锥之地 俯拾皆是 懵懵懂懂。4. 一旦当我懂得了珍惜的时候，本该珍惜的东西早已悄悄从这个世界溜走了。
1、楼门外的人行道，不光是扫，而且是用肥皂水洗。人坐在地上，决不会沾上半点尘土。
德国人爱清洁，闻名全球。德文里面有一个词儿 Putzteufel， 指打扫房间的洁癖，或有这样洁癖的女人。
Teufel 的意思是“魔鬼”， Putz 的意思是“打扫”。别的语言中好像没有完全相当的字。
我看，我的女房东，同许多德国妇女一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清扫魔鬼”。 ——季羡林 《留德十年》2、《世说新语·任诞等二十三》第一条就讲到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常集于竹林之中，肆意酣畅”。
这是一群酒徒。其中最著名的刘伶命人荷锹跟着他，说：“死便埋我！”对死看得十分豁达。
实际上，情况正相反，他们怕死怕得发抖，聊作姿态以自欺欺人耳。 ——季羡林 《季羡林谈人生》 3、四十年代中叶的香港同今天的香港，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地少人多，但是不相同的地方却一目了然：那时的香港颇有点土气，没有一点文化的气息，找一个书店都异常困难。
走在那几条大街上，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头顶上那些鸽子窝似的房子中闹声极大，打麻将洗牌之声，有如悬河泻水，雷鸣般地倾泻下来；又像是暴风骤雨，扫过辽阔的大原。
让我感觉到，自己确确实实是在人间，不容有任何幻想。在当时的香港这个人间里，自然景观，除了海景和夜景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
因为是山城，同重庆一样，一到夜里，万灯齐明，高高低低，上上下下，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有如天上的星星，并辉争光，使人们觉得，这样一个人间还是蛮可爱的。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4、虽然在清华大学时都是同学，但因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
此时却被迫聚在一起，几乎都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们闲坐无聊，便上天下地，胡侃一通。
我们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大孩子，阅世未深，每个人眼前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堆满了玫瑰花，闪耀着彩虹。我们的眼睛是亮的，心是透明的，说起话来，一无顾忌，二无隔阂，从来没有谈不来的时候，小小的车厢里，其乐融融。
也有一时无话可谈的时候，我们就下象棋。物理学家王竹溪是此道高手。
我们五个人，单个儿跟他下，一盘输，二盘输，三盘四盘，甚至更多的盘，反正总是输。后来我们联合起来跟他下，依然是输，输，输。
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他。在车上的八九天中，我们就没有胜过一局。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5、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
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6、我能逃，然而，寂寞又跟上我了呀！ ——季羡林 《寂寞》7、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
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
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
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
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 ——季羡林 《此情可待成追忆》8、"“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季羡林"9、“吐火罗文残卷只有中国新疆才有。
原来世界上没有人懂这种语言，是西克和西克灵在比较语言学家W.舒尔策（W.Schulze）帮助下，读通了的。他们三人合著的《吐火罗语语法》，蜚声全球士林，是这门新学问的经典著作。
但是，这一部长达五百一十八页的煌煌巨著，却决非一般的入门之书，而是异常难读的。它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艰险复杂，歧路极多，没有人引导，自己想钻进去，是极为困难的。
读通这一种语言的大师，当然就是最理想的引路人。 ——季羡林 《留德十年》10、谈到口试，我想在这里补充两个小例子，以见德国口试的情况，以及教授的权威。
19 世纪末，德国医学泰斗微耳和（ Virchow） 有一次口试学生，他把一盘子猪肝摆在桌子上，问学生道：“这是什么？”学生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哪里会想到教授会拿猪肝来呢。
结果是口试落第。微耳和对他说：“一个医学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眼前看到什么，就说是什么。
连这点本领和勇气都没有，怎能当医生呢？”又一次，。
2. 赋得永久的悔好词好句都有哪些
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
贫无立锥之地 俯拾皆是 懵懵懂懂。一旦当我懂得了珍惜的时候，本该珍惜的东西早已悄悄从这个世界溜走了。
1、楼门外的人行道，不光是扫，而且是用肥皂水洗。人坐在地上，决不会沾上半点尘土。
德国人爱清洁，闻名全球。德文里面有一个词儿 Putzteufel， 指打扫房间的洁癖，或有这样洁癖的女人。
Teufel 的意思是“魔鬼”， Putz 的意思是“打扫”。别的语言中好像没有完全相当的字。
我看，我的女房东，同许多德国妇女一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清扫魔鬼”。 ——季羡林 《留德十年》 2、《世说新语·任诞等二十三》第一条就讲到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常集于竹林之中，肆意酣畅”。
这是一群酒徒。其中最著名的刘伶命人荷锹跟着他，说：“死便埋我！”对死看得十分豁达。
实际上，情况正相反，他们怕死怕得发抖，聊作姿态以自欺欺人耳。 ——季羡林 《季羡林谈人生》 3、四十年代中叶的香港同今天的香港，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地少人多，但是不相同的地方却一目了然：那时的香港颇有点土气，没有一点文化的气息，找一个书店都异常困难。
走在那几条大街上，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头顶上那些鸽子窝似的房子中闹声极大，打麻将洗牌之声，有如悬河泻水，雷鸣般地倾泻下来；又像是暴风骤雨，扫过辽阔的大原。
让我感觉到，自己确确实实是在人间，不容有任何幻想。在当时的香港这个人间里，自然景观，除了海景和夜景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
因为是山城，同重庆一样，一到夜里，万灯齐明，高高低低，上上下下，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有如天上的星星，并辉争光，使人们觉得，这样一个人间还是蛮可爱的。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 4、虽然在清华大学时都是同学，但因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
此时却被迫聚在一起，几乎都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们闲坐无聊，便上天下地，胡侃一通。
我们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大孩子，阅世未深，每个人眼前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堆满了玫瑰花，闪耀着彩虹。我们的眼睛是亮的，心是透明的，说起话来，一无顾忌，二无隔阂，从来没有谈不来的时候，小小的车厢里，其乐融融。
也有一时无话可谈的时候，我们就下象棋。物理学家王竹溪是此道高手。
我们五个人，单个儿跟他下，一盘输，二盘输，三盘四盘，甚至更多的盘，反正总是输。后来我们联合起来跟他下，依然是输，输，输。
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他。在车上的八九天中，我们就没有胜过一局。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 5、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
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 6、我能逃，然而，寂寞又跟上我了呀！ ——季羡林 《寂寞》 7、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
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
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
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
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 ——季羡林 《此情可待成追忆》 8、"“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季羡林" 9、“吐火罗文残卷只有中国新疆才有。
原来世界上没有人懂这种语言，是西克和西克灵在比较语言学家W.舒尔策（W.Schulze）帮助下，读通了的。他们三人合著的《吐火罗语语法》，蜚声全球士林，是这门新学问的经典著作。
但是，这一部长达五百一十八页的煌煌巨著，却决非一般的入门之书，而是异常难读的。它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艰险复杂，歧路极多，没有人引导，自己想钻进去，是极为困难的。
读通这一种语言的大师，当然就是最理想的引路人。 ——季羡林 《留德十年》 10、谈到口试，我想在这里补充两个小例子，以见德国口试的情况，以及教授的权威。
19 世纪末，德国医学泰斗微耳和（ Virchow） 有一次口试学生，他把一盘子猪肝摆在桌子上，问学生道：“这是什么？”学生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哪里会想到教授会拿猪肝来呢。
结果是口试落第。微耳和对他说：“一个医学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眼前看到什么，就说是什么。
连这点本领和勇气都没有，怎能当医生呢？”又一次，也。
3. 赋得永久的悔
赋得永久的悔 开放分类： 书籍、辞赋、平装、季羡林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赋得永久的悔 作者：季羡林 著 出版/发行时间： 1996-1-1 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 ISBN:9787800028120 出版时间：2007-1-1 版次：2 印次： 页数：302 字数：255000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 开本： 定价：19.8 元 内容提要：本书收录的是我国著名作家季羡林的62篇散文。
全书大致按生活、游历、杂感、友情诸方面归类，力求映现季先生的生活经历、情感心路，择要辑录。读季先生的文字，亲切，似长者；真诚，似友人。
宛如故人正促膝交谈，于不知不觉中，被那充盈的激情擒住双臂，在无垠的雪地里随心所欲地跳起了华尔兹。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封一邑，在季先生笔下都是焕发光彩，增添情趣。
谈身边琐事而有所寄托，论人情世局而颇具文采，因小见大，余味无穷，兼师东西，独辟蹊径。本书收录我国著名作家季羡林的散文，共62篇。
本集子仅局限于自1978 年即新时期以来的散文作品，大致按生活、游历、杂感、友情诸方面归类，力求映现季先生的生活经历、情感心路，择要辑录。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赋的永久的悔>（季羡林著·自序）》云：我向不敢以名人自居，我更没有什么名作。但是当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同志向我提出要让我在《名人名家书系》中占一席地时，我却立即应允了。
原因十分简单明了：谁同冰心、巴金、萧乾等我的或师或友的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位元老并列而不感到光荣与快乐呢？何况我又是一个俗人，我不愿矫情说谎。 // 我毕生舞笔弄墨，所谓“文章”，包括散文、杂感在内，当然写了不少。
语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自己的东西是好是坏，我当然会有所反思：但我从不评论，怕自己迷了心窍，说不出什么符合实际的道道来。
别人的评论，我当然注意；但也并不在意。我不愿意像外国某一个哲人所说的那样“让别人在自己脑袋里跑马”。
我只有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那就是：写文章必须说真话，不说假话。上面提到的那三位师友之所以享有极高的威望，之所以让我佩服，不就在于他们敢说真话吗？我在这里用了一个“敢”字，这是“画龙点睛”之笔。
因为，说真话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有时甚至需要极大的勇气。古今中外，由于敢说真话而遭到恶运的作家或非作家的人数还算少吗？然而，历史是无情的。
千百年来流传下来为人所钦仰颂扬的作家或非作家无一不是敢说真话的人。说假话者其中也不能说没有，他们只能做反面教员，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但是，只说真话，还不能就成为一个文学家。文学家必须有文采和深邃的思想。
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我说“有点像 ”，就表示不完全像，不完全相等。
说真话离不开思想，但思想有深浅之别，有高下之别。思想浮浅而低下，即使是真话，也不能感动人。
思想必须是深而高，再济之以文采，这样才能感动人，影响人。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文采，因为，不管思想多么高深，多么正确，多么放之四海而皆准，多么超出流俗，仍然不能成为文学作品，这一点大家都会承认的。
近几年来，我常发一种怪论：谈论文艺的准则，应该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上面讲的那些话，就是我的“理论根据”。
// 谈到文采，那是同风格密不可分的。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作家都有各自的风格，泾渭分明，决不含混。
杜甫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是杜甫对庾信和鲍照风格的评价。
而杜甫自己的风格，则一向被认为是“沉郁顿挫”，与之相对的是李白的“飘逸豪放”。对于这一点，自古以来，几乎没有异议。
这些词句都是从印象或者感悟得来的。在西方学者眼中，或者在中国迷信西方“科学主义”的学者眼中，这很不够意思，很不“科学”，他们一定会拿起他们那惯用的分析的“科学的”解剖刀，把世界上万事万物，也包括美学范畴在内肌分理析，解剖个淋漓尽致。
可他们忘记了，解剖刀一下，连活的东西都立即变成死的。反而不如东方的直觉的顿悟、整体的把握，更能接近真理。
// 这话说远了，就此打住，还来谈我们的文采和风格问题。倘若有人要问：“你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采和风格呢？”这问题问得好。
我舞笔弄墨六十多年，对这个问题当然会有所考虑，而且时时都在考虑。但是，说多了话太长，我只简略地说上几句。
我觉得，文章的真髓在于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个“真”字。有了真情实感，才能有感人的文章。
文采和风格都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来谈。我追求的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性，有韵律感，似谱乐曲，往复回还，万勿率意，切忌颟顸。
我认为，这是很高的标准，也是我自己的标准。别人不一定赞成，我也不强求别人赞成。
喜欢哪一。
4. 季羡林 赋得永久的悔 的赏析
【赏析】本文是季羡林应别人之约写的一篇文章，其中作者回忆了童年与母亲在一起的经历，描写了于家乡于母亲一生难解的情怀。
慈母仙逝，亲朋凋零，是一般人都可能遭遇的自然变迁，但事隔多年季羡林先生依然会夜半惊梦、老泪纵横，穿透思念的月色，情至深处无言辞，落于笔端即华章。文章对于母亲几乎没有正面描叙，作者对母亲的思念只贯穿于“白的”、“红的”、“黄的”三种食物的讲叙中，烘托于一个朴实、温暖的乡里亲情下。
于是母亲便成了一种落叶归根的乡里情怀；便成了永恒的乡愁；便成了人类心中永远难以割舍的寻根情结。正是有了这样的心结，作者在独自面对心灵时总会生出痛彻心扉的“永久的悔”：“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文章语言平实质朴，如朗月星空，看似稀松平常，细品却有博大的人间真气象。
5. 赋得永久的悔
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
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为什么心甘情愿作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 篇东西了。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
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
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她手下的小喽啰们曾两次蹿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它说的是实情。
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
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地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
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
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
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儿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读若xin）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
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那一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
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
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
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
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
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
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
这个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
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
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儿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
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
“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
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儿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
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
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
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
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
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戗——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
6. 赋得永久的悔全文
已经到了望九之年。
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
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
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她手下的小喽罗们曾两次窜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地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他说的是实情。
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
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
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
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
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 读若xin ）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
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
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那一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
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
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
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
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
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
这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
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
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
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
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 指麦子面 ）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
“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 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 ）与我们缘分也不大。
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
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
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
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
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
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
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
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
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
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
